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古籍影印出版

2018-04-12 10:08:50 访问量：1333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古籍影印作为其中一种整理出版方式,经历了复苏、发展和突飞猛进三个阶段。在国家持续的古籍出版规划的指导和20多家专业古籍出版社的努力下,影印出版了数万种古籍,为学者提供了便利,对弘扬传统文化、保护古籍原本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整个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借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从古籍影印出版的复苏和全面发展,古籍影印的特点和趋势,当下古籍影印的问题和策略,影印理念的发展变化等几个方面进行总结,挂一漏万,以期保存古籍影印出版史料,把握古籍影印出版工作的新趋势。

古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 传承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古籍出版既是文史学界科研状况的展示途径, 也是深入传统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在古籍出版中, 影印古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影印古籍忠实于文献原貌, 使文献的真实性、完整性、原生态性得到高效、充分的揭示, 对整理出版和研究传统文化典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是对古籍进行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古籍影印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这归功于科学的规划和引导, 也由于影印相较于点校注释等整理方式耗时较短。

2010年年初, 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总编辑贾贵荣老师的指导下编纂《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总目》, 收集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编古籍影印丛书。通过3年的搜集, 共收录1949年至2010年60余年间的新编丛书443种, 涉及子目近5万条。该书于2016年7月出版, 全书200多万字, 按史籍史料、传记文献、书目版刻、文学艺术、方志舆地、哲学宗教、金石文献、中医科技和综合文献等9类编排, 分目录和索引两大部分,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编古籍影印丛书的成果。

在编纂《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总目》的过程中, 笔者形成了对行业发展全面关注的习惯, 非常注意每年新出的同类图书, 持续跟踪分析相关出版情况①。粗略估计,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我国先后出版古籍影印丛书 (按一种计算) 、经典著作、类书、工具书等一千余种, 涉及古籍子目近6万种, 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参考文献。借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 不揣浅陋, 从古籍影印出版的复苏和全面发展、古籍影印的特点和趋势、当下古籍影印的问题和策略、影印理念的发展变化等几个方面进行总结, 挂一漏万, 以期保存古籍影印出版史料, 把握古籍影印出版工作的新趋势。

一、影印古籍出版的复苏、发展和突飞猛进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出现了新的转机。古籍影印事业的发展始终跟随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步伐前进。伴随国家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视和科学规划, 古籍影印工作也经历了几个阶段:1982—1990年, 是我国影印古籍出版事业的复苏阶段;1991—2000年可以算作发展阶段;而新世纪以来的18年, 则是影印古籍事业的突飞猛进阶段。

(一) 复苏阶段

1. 政策的落实和规划领导机构的成立

1981年4月, 陈云同志就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发表了重要指示②。同年9月, 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 (中发[1981]37号文件) , 提出:整理古籍, 把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继承下来, 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12月, 国务院恢复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直接隶属于国务院, 由李一氓担任组长③。1982年8月,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1982—1990) 》经国务院批准发布实施, 并拨出专款用于古籍出版补贴。1983年, 教育部又成立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负责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出版的组织协调工作。之后, 部分省市 (如安徽省等) 及农业部、卫生部和国家民委也陆续组建古籍整理规划机构。继北京大学之后, 南京大学等高校也相继设置了古典文献学专业, 并建立了一批古籍整理专业或研究机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组织规划、人才培养和出版等方面焕发了勃勃生机。

2. 专业古籍出版社队伍的形成

除了成立较早的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等, 现有的30多家专业古籍社, 一半以上成立于1978—1990年之间。1978年扬州成立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79年北京出版社析出北京古籍出版社。同年, 北京图书馆 (今国家图书馆) 成立书目文献出版社 (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下文所引出版图书均用今名, 其他出版社同) , 山东成立齐鲁书社, 河南设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0年, 中医古籍出版社成立。1982年, 湖南创办岳麓书社。1983年, 四川成立巴蜀书社, 天津成立天津古籍出版社, 辽宁成立辽海书社, 浙江成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 陕西的三秦出版社、江苏的江苏古籍出版社 (今凤凰出版社) 、安徽的黄山书社相继成立。1985年, 吉林成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 中国书店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出版社成立。这些专业的古籍出版社先后设立, 都或多或少从事过古籍影印出版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时期, 有一批城市古籍书店, 也以“复制”之名, 出版了为数不少的影印古籍。如成都古籍书店、兰州古籍书店、福州古籍书店、杭州古籍书店、沈阳古籍书店、长春市古籍书店、南京古籍书店、武汉市古籍书店等, 尤以成都古籍书店为著。它利用自家藏品, 除了像其他兄弟古籍书店一样, 复制出版了一批碑帖、书画工具书, 还陆续影印了《经籍纂诂》《说文解字段注》《康熙字典》等工具书, 《周易集解》《庄子集解》《玉台新咏》等文史经典, 至今仍是很多学者的案头之物。可惜的是, 随着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各地古籍书店的关张, 古籍书店为古籍出版做出的贡献, 也基本画上了句号。

3. 初见成效

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下, 在各新老出版单位的努力下,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90年, 我国古籍出版工作取得了初步进展, 据1992年6月25日颁布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不完全统计, 9年中规划内外共出版古籍4 000余种 (其中规划内900余种) , 成倍超出新中国成立后前32年出版古籍的总和。与此同步, 古籍影印工作实现了基本复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1982—1990) 》规划古籍3 119种, 其中影印的有100种左右, 虽然所占比例较小, 但计划影印的都是卷帙较巨者。规划指出:“出版方式, 除排印书以外, 还列入不少影印书, 已在各项之后分别注明。准备影印的书大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卷帙浩繁的资料书、工具书, 如《全唐文》《清实录》《佩文韵府》等。这些书或只供查考之用, 或只供进行学术研究作为参考, 没有必要和文史哲名著一样, 逐字逐句地校勘、标点。而且如果点校排印, 花费时间过长, 势必旷日持久, 三五年内难以完成, 因此只能采取影印办法。另一类是古籍中的善本、孤本。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第五项指出, ‘现在有些古籍的孤本、善本, 要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 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 也要设法复制, ‘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根据这一精神, 在规划中列入了《古逸丛书三编》《古籍善本丛书》等几套丛书。这些书的编印, 主要在于保存版本, 使一些不可多得的宋、元本古籍和明刊善本, 得以广为流传。”这段文字, 不但指出了当时急于影印古籍的类型, 更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影印”的原因。

在这个规划的指导下, 首先是重印了一些大型古籍, 如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了《四部丛刊》《道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等, 巴蜀书社和中华书局联合影印了《古今图书集成》, 中华书局影印或重印了《全唐文》《明实录》《清实录》《明文海》《册府元龟》《四部备要》《永乐大典》《丛书集成》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了《文渊阁四库全书》、重印了《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等。这些大部头影印古籍, 成为各大图书馆、科研院所的基本藏书, 为读者查阅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除了重印, 一些新编的丛书也陆续出版, 如中华书局开始影印《古逸丛书三编》《琴曲集成》《宋人著录金文丛刊》《宋元方志丛刊》《古本小说丛刊》《中国历代书目丛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古本戏曲丛刊五集》《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二编》《清人别集丛刊》《宋蜀刻本唐人文集丛刊》《唐五十家诗集》《善本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道藏要籍选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开始编印《中国历代印谱丛书》《清代历史资料丛刊》,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开始编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 山东友谊出版社开始出版《孔子文化大全》, 中国书店出版社开始编印《海王村古籍丛刊》《中医基础丛书》, 兰州古籍书店出版了《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中医古籍出版社开始出版《中医珍本丛书》《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医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善本医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医学珍本丛书》《明清中医珍善孤本精选》,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历代中医珍本集成》, 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宋刻算学六种》《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 农业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等等。

从罗列的这些出版社和图书可以看出这段时期古籍影印的一些特点。一是专业出版群体的形成大大加快了古籍影印出版的步伐, 是古籍影印出版的主体承担者;二是除了重印历史上的知名工具书、资料书和大型丛书, 新编丛书渐成规模, 收藏机构、出版社是这个时期策划和编纂丛书的主要力量。这些都为之后古籍影印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发展阶段

1. 政策的调整和加强

如上所言, 古籍出版规划的实施, 取得了很大的成果。1991年7月, 国务院任命匡亚明同志为新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1992年6月25日, 《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经批准颁布。《规划》指出:“今后十年内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尤应注意者, 一是关于今人新编的总集、丛书, 这是当代古籍整理投入力量较多的重大工程, 希望各负责单位能在人力物力上精心筹划, 保证质量, 按时完工。二是善本、珍本和孤本的影印工作, 这是对某些古籍进行抢救的一种有效措施。”这里仍然强调善本、珍本和孤本的影印工作是对古籍进行抢救的一种有效措施, 对古籍影印功能和作用的导向, 影响着古籍影印的具体内容和工作思路, 为十年间的古籍影印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1993年,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改名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96年8月, 颁布实施《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 细化和调整了1996—2000年间古籍整理的规划情况。

2. 古籍出版队伍的壮大和“古联体”的成立

20世纪90年代, 又有几家专业古籍出版社相继成立。1992年, 山西古籍出版社 (今三晋出版社) 成立。1993年, 中国出版协会成立线装书局。与此同时, 一些地方的人民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和文化公司逐步加入到古籍出版队伍, 使古籍出版机构阵营得到进一步壮大, 从业人员不断增加。1999年8月, “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成立, 俗称“古联会”, 包括当时的19家专业古籍出版社。这个组织的成立, 将此前较为松散的古籍出版机构形成了一股合力, “古联会”一起到各地办书展、古籍订货会等, 并致力于向海外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积极参加海外大型书展, 是国内图书出口的重要力量。

3. 成就斐然

在《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和《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的引导下, 出版机构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调动。这段时期影印出版的古籍, 相对于前一个阶段, 翻倍增长, 此前启动的综合性的新编丛书项目基本完成, 80年代开始出版的《古逸丛书三编》《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海王村古籍丛刊》等陆续出齐。下面举其重要者, 略可归纳出这段时期的出版特点。

首先, 特大型新编综合丛书出现, 开启新编大型丛书的热潮。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丛书集成续编》踵继商务印书馆的《丛书集成初编》, 选取明清及民国时期的丛书180部, 删除各丛书相重复以及与《丛书集成初编》相重复的书, 共收古籍3 200余种, 按经、史、子、集分类编排。1997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 200册, 收录散藏于国内外116家图书馆、博物馆及少数私人藏书家的四库存目书4 508部, 其中宋刻本15种, 宋写本1种, 元刻本21种, 明刻本2 152种, 明抄本127种, 清刻本1 634种, 清抄本330种、稿本22种, 有三成以上为孤本或稀见本。同年, 北京出版社推出的《四库禁毁书丛刊》分为十辑, 收书644种, 《四库未收书辑刊》收录典籍近2 000种, 也是分十辑影印。由此, 加上之前重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 俗称的“四库系列”构架基本形成。

其次, 旧方志的影印占有极为重要一席之地。1992年, 中国书店出版社影印《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出版, 收录珍本方志203种。早于该书启动, 由巴蜀书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联合打造的新中国最大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 在这段时间推出了江苏、上海、四川、西藏 (合于四川辑) 、江西、安徽、台湾、福建、浙江等9个地区的“府县志”共计765种, 乡镇志专辑254种, 总数超过1 000种①, 为整个项目顺利进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为人们利用方志材料提供了很多便利。此外, 专业志书如《中国历代书院志》 (赵所生、薛正兴主编) 、《中国佛寺志丛刊》 (白化文、张智主编) 、《中国道观志丛刊》 (高小健主编) 等也得到规模化影印。

第三, 对出土文献尤其是存世敦煌遗书的影印渐成规模。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领域耕耘颇为用心, 推出了域外的《俄藏敦煌文献》17卷、《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国内的《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7卷、《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2卷、《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卷、《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卷等。此外, 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 (汉文佛经以外部分) 》陆续出版了14卷,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甘肃藏敦煌文献》6卷,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浙藏敦煌文献》1卷, 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吐鲁番文书》4卷等。

第四, 重视年谱、家谱等传记文献和传统史籍史料的汇编。巴蜀书社先后推出《中国野史集成》正续编、《中华族谱集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 (侨乡) 卷》《二十四史订补》 (徐蜀编) 。岳麓书社出版《二十五史三编》 (张舜徽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二十四史外编》 (吴树平编) 。其中《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为收书最多者, 共收1 212种年谱。而《二十四史订补》收书160多种, 其编选原则极为科学:一、凡与二十四史有关之订补著作, 1949年以前编撰或出版的稿本、抄本、刻本、影印本等均在选择的范围之内;二、为免重复, 《二十五史补编》已收之书, 本书不再选入;三、所收之书以影印的方式制版, 在内容和文字上未作任何改动;四、所收之书的底本, 侧重稿本、抄本、初刻本与足本。

第五, 文学艺术类图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影印渐成规模。中华书局的《古本小说丛刊》全部出齐;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本小说集成》也陆续推出, 两者交相辉映, 将藏于海内外的古代小说珍本大多网罗于此。以收藏小说为特色的大连图书馆, 联合当地的大连出版社, 出版了《大连图书馆藏孤稀本明清小说丛刊》。这几套丛书,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学界对明清小说的深入研读。

第六, 哲学宗教类专题丛书和大型文献成绩突出。这段时期, 传统子部书的汇编影印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如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的《诸子集成续编》《诸子集成补编》《诸子集成新编》, 钟肇鹏选编的《续百子全书》, 刘永明辑《增补四库全书未收术数类大全》, 谢祥皓、刘申宁辑《孙子集成》, 解放军出版社、辽海出版社编《中国兵书集成》等, 都是在这几年出版的。宗教类大型文献更是成果丰硕。早在1982年, 《中华大藏经》 (汉文部分) 由任继愈先生主持, 立项起步, 到1994年, 编辑工作完成, 中华书局于1997年将正文106册全部出齐。《中华大藏经》采用重编影印的形式, 与排印本相比, 更忠实于底本, 起到反映刻本风貌的功用;与单纯影印相比, 又吸收了排印本校勘的优势, 把历代主要藏经汇校, 使读者得一本而能览全局。与此同时, 巴蜀书社影印了《藏外道书》, 由胡道静等名家主编, 荟萃了明代正统和万历年间编成的《道藏》和《续道藏》未收的道书, 以及自明万历以后至1949年以前的各种道书991种, 分为古佚道书类、经典类、教理教义类、摄养类、戒律善书类、仪范类、传记神仙类、宫观地志类、文艺类、目录类、其他等十一类, 是《正统道藏》之后编辑刊行的规模最大的一种道教丛书。其中所收有的是海内孤本, 从未刊行, 文献价值很高。

(三) 突飞猛进阶段

1. 规划的调整与资助经费的增加

2000年7月, 新闻出版总署与古籍小组联合颁布实施《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 (2001—2005年) 重点规划》。2006年2月, 颁布实施《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 (2006—2010年) 重点规划》, 立项196项, 其中影印类30项。2011年4月, 实施《“十二五”时期 (2011—2015年) 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 其中子规划398项, “古籍整理规划专项”85项, 还有一些影印项目分散在重大出版工程等, 总数超过50项。2012年7月, 《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立项491个, 其中影印类70多项。“规划”越来越具有科学性, 成为一个动态出版工程。为了确保“规划”项目的质量和进度, 总局建立淘汰机制, 以保证“规划”的国家水平。每年定期检查“规划”的执行情况, 对不能按时完成或质量达不到要求的项目予以撤销, 并适时增补新的项目。这期间, 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经费也不断提高, “‘十一五’时期, 新闻出版业的大改革大发展推动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蓬勃发展。5年中政府专项资金共资助508个项目, 资助金额8 344万元, 实现了规划项目全覆盖, 推出了一系列优秀成果”①。“十二五”期间, 每年的专项经费增长到2 000多万, 近几年, 则已经增长至3 000万。这还不包括“国家出版基金”“文化产业专项基金”等对一些古籍整理项目给予的支持。

2.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古工委”的成立

为了加强专业古籍编辑人才的培养, 从2001年开始, 古籍办举办“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编辑培训班”。通过十多年的坚持, 到2017年, 举办了16届, 培训专业古籍编辑1 000余人。“目前, 全国专业古籍出版社共有员工近1 700人, 全国专业古籍编辑有近700人。全国有5家高校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 89所高校设立了古籍研究机构, 全国古籍整理研究人员近2 000人。”①

随着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 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不断壮大。2008年9月22日经民政部正式批准, “古联会”更名为“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 (简称“古工委”) , 成为中国出版协会下属的二级组织。截至2017年底, 共有理事单位38家。这些理事单位及其编辑, 成为目前从事古籍影印出版工作的中坚力量。

3. 巨大的成就

随着国家规划的科学引导, 古籍整理出版队伍的不断壮大, 新世纪以来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古籍影印成果, 尤其以下几个方面, 非常突出。

第一, 一大批集大成的综合性丛书项目面世。2001年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1 800册的《续修四库全书》;2008年北京出版社推出《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 至此, “四库系列”收书超过一万种, 成为国内外图书馆基本的古籍收藏资料。2005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文津阁四库全书》;2012年北京出版社又出版《四库提要著录丛书》;2015年杭州出版社重印《文澜阁四库全书》, 继续丰富着“四库”书系。近些年, 除了“四库系列”, 还有两套大书值得记录。一是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华再造善本》, 自唐迄清, 分为《唐宋编》《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 每编下以经、史、子、集、丛编次。从2002年至2014年, 历时十二年, 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用传统线装方式, 影印重要善本典籍1 300多种, 是新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套线装书。另一个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的《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甲库善本丛书》, 收录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藏书2 621种, 其中美国国会图书馆20世纪40年代拍摄的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缩微胶卷2 600种,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原甲库善本20种, 合璧者1种。这套“三合一”而成的丛书不仅数量庞大, 不乏存世孤本, 都是极富学术研究价值的珍贵资料。此外, 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持的“档案丛刊”和“文献丛刊”陆续推出了数千册的清代档案、珍稀文献和诗文集等, 蔚为大观。

第二, 方志影印和地方丛书编纂大放异彩。截至2017年底, 《中国地方志集成》陆续出版府县志辑、省志辑、专志辑等60辑, 共计收录方志4 000种左右。与之相补充的是“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 2005年以来陆续出版25家机构的1 400多种珍稀方志。其他以收藏机构命名规模较大的尚有《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800册727种, 《天一阁藏历代方志汇刊》850册515种, 等等。这些加在一起, 也超过了2 000种。各方志办也是汇编影印旧志的重要力量, 以穷尽的方式广为搜罗。如《广东历代方志集成》, 收广东旧志433种, 比《广东府县志辑》多出322种, 几乎是其4倍之多。继之而起的四川、江苏、黑龙江、福建、河南等地也纷纷动手, 近几年陆续规模面世。编纂地方丛书, 在我国有优良的传统, 清代以降, 此风尤盛。仅以《中国丛书综录》来看, 其郡邑类丛书有75种之多, 省级如《畿辅丛书》《山右丛书》等, 府级如《金陵丛书》等, 县级有《江阴丛书》等, 层级完整, 内容丰富。近些年, 随着各地政府对地方文化的重视和资金扶持力度的加大, 新的地方丛书编纂蔚然成风, 颇有点没有自己的地方丛书就跟不上时代的感觉。各省都在陆续动作, 如《江苏文脉》《广州大典》《巴蜀全书》《中州文献集成》《云南丛书续编》等。就已经出版的而论, 《山东文献集成》由地方领导挂帅, 山东大学承担编纂任务, 系统收录大量山东地方著述稿抄本, 无论从学术性还是印刷质量, 堪称典范之作, 至今未发现出其右者;地市级丛书数量更为可观, 除了江浙地区的《绍兴丛书》《金华丛书》《无锡文库》《衢州文献集成》《宁海丛书》等, 贵州遵义是西部地区走在前列的地区, 《遵义丛书》已经启动两年多, 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

第三, 域外中文善本的影印回归成为新趋势。以学术组织而言, 先后出现了高校古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山东大学“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北京外国语大学等。与此同时, 一些出版社尤其是专业古籍出版社则主动承担起更重的责任, 先后组织力量, 出版了大量的海外中文古籍文献, 略举几例。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的《古本小说丛刊》包含了大量海外珍本, 2014年出版《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清代殿试卷》, 2015年出版《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宋元珍本丛刊》, 2017年则出版了《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近年海外文献出版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文古籍类出版有《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等, 2013年又出版了方广锠教授编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近两年又出版了乐怡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稿钞校本汇刊·经部》和《史部》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则配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 规划海外中文古籍书目书志丛刊, 出版《文求堂书目》等多种海外中文古籍目录;对海外《永乐大典》进行仿真影印:已完成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汉庭顿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阿伯丁大学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等7家收藏的《永乐大典》51册;与哈佛燕京图书馆合作出版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汇刊》《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韩南捐赠文学文献汇刊》《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经部》等项目。

第四, 文学类专题丛书渐入佳境, 三个类别比较集中。一是别集方面: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清代诗文集汇编》, 收录清人诗文集4 000多种;于此前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的“清人别集丛刊”;2013—2017年, 黄山书社陆续出版《明别集丛刊》, 收录明人别集1 800多种;2017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国家图书馆所藏《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 收录清人诗文集1 300多种, 均为首次影印。二是总集方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清代家集丛刊》正续编400册, 《历代地方诗文集汇编》500册, 与别集形成资料的互补。三是戏曲方面:《古本戏曲丛刊六集》《七集》的顺利出版, 标志着一度停顿的《古本戏曲丛刊》重新启动, 全部出齐指日可待。与此同时, 在“规划”中我们能看到更多剧种的文献正在被系统整理、陆续推出。以收藏机构或人物为题的戏曲文献丛书络绎不绝:《绥中吴氏钞本稿本戏曲丛刊》《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郑振铎藏古吴莲勺庐钞本戏曲百种》《富连成藏戏曲文献汇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簃戏曲珍本丛刊》《明清孤本戏曲选本丛刊》等。

二、数字时代古籍影印的趋势与特点

当下数字化如火如荼, 各个古籍收藏机构积极进行古籍的数字化工作, 国家图书馆公益性推出了“方志库”“中华古籍资源库”等多个资源库, 其中后者已经入库23 000多种善本古籍, 囊括了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善本的80%强。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上线4 200多种中文古籍, 免费向全球读者开放。同时, 市场上出现了几个大的古籍数据库产品, 如爱如生公司的“中国基本古籍库”, 收录古籍一万多种, 并细分系列的专题库。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合作, 打造“国家古籍资源库”, 一期工程入库10万种古籍, 将免费赠送180多家图书馆。这些数据库的建成, 极大地便利了广大读者, 可以足不出户, 翻阅善本古籍。在这样的新形势下, 古籍影印工作出现了新的特点, 时代也对传统的古籍影印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 古籍普查工作的进行对海内外古籍存藏进一步摸清家底, 也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珍品, 为进一步的古籍影印奠定了切实基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正在进行的古籍普查工作, 推出一系列新的成果, 刷新了此前我们对古籍存藏品种和数量的认识。随着国家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 主动影印刊布馆藏古籍不再是几家大图书馆的独角戏, 一大批中小型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积极加入到古籍影印工作的编纂队伍, 进一步加强了古籍影印的力量。

其次, 除了收藏机构的积极参与, 越来越多一线学者的主动参与, 对专题化丛书的编纂和影印起到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 历次古籍整理规划都非常重视“古籍影印”, 因为专家们明白, 一来不是所有的古籍都需要点校注释, 有些比较专业的资料, 只有相关学者研究才看, 影印成为最佳方式;二来影印能够反映底本原貌, 使用文献比较放心。但相当长一段时间, 很多学者乃至古籍编辑, 对影印古籍有或多或少的抵触。认为影印是一项简单粗暴的工作, 没有学术含量。这当然与我国高校的科研考评机制也有一丝联系, 学者编影印丛书, 不算科研工作量。随着近年来各界对文献的重视, 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 有相当比例的选题就是做大型文献集成, 人们开始对影印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很多一线学者加入到编纂专题丛书的队伍, 利用他们数十年的研究成果, 编出了具有髙学术含量的影印丛书。目前, 有些高校已经开始承认汇编影印书的科研工作, 并给予相应的奖励和鼓励, 这对古籍影印事业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第三, 影印领域和下限的进一步拓展。古籍, 传统是指我国1912年以前的产生的典籍。除了成册的典籍, 不难发现, 近年有相当多的影印项目是出土文献, 包括甲骨文、钟鼎铭文、简帛、敦煌遗书、吐鲁番文献、碑志、官方档案、民间契约文书等, 这些资料一直以来是影印的重点对象, 近年来得到更大程度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流淌, 近现代以来的图书、期刊、报纸、档案、日记、信札等各种资料越来越多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 而汇编影印近代民国时期的文献也成为近年来的热点。例如大象出版社的《民国史料丛刊》,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民国资料分类汇编》《民国文献类编》等。由此, 古籍影印已经不能概括影印出版的全部, 如果用“历史文献影印”表达, 可能更为贴切。

第四, 高端仿真古籍和善本经典的普及是重要趋势。随着数字化的发展, 相当数量的古籍将陆续成为数据库里面的电子书, 检索使用都很方便, 简单的汇编影印图书的优势会逐渐被削弱。但是这并不预示古籍影印事业的终结。相反, 这对古籍影印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笔者认为高端仿真影印和善本经典的普及化是两个重要方向。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人们对传统典籍了解的需求就会产生几个层次。有些读者在看完了注释本之后, 想看一看“宋本”是什么样子, “敦煌卷子”有多么迷人。随着经济发展, 这个方面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近几年市面上的高仿古籍逐渐增多, 从侧面证明了这个趋势。另一方面, 传统经典的善本, 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火热过一段时间, 动辄印数几万册。经过几十年的沉寂, 近几年出现了新的发展。如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四部要籍选刊》,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国学基本典籍丛刊》①等, 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成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双效产品”。

三、当下影印图书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近几年, 随着更多出版社和文化公司的加入, 影印书市场出现“井喷式”发展。从选题内容和数量上看, 目前古籍影印出版可谓百花齐放, 一线学者争相参与, 一些学界急需的重要古籍, 正以影印丛书的方式呈现出来, 与古籍保护和古籍数字化相辅相成, 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但是, 繁荣的背后也存在一些隐忧。当前, 一些非专业古籍出版社和文化公司看中了古籍影印出版的“蛋糕”, 跑马圈地, 竞相争抢。从弘扬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件好事, 从侧面反映出传统文化热的实际状况。但是, 从具体的项目来看, 却并不能尽如人意。大致说来, 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

1.选题重复混乱, 跟风抄袭严重

选题是古籍影印丛书的灵魂。一个好的选题必须站在学术前沿, 对相关重要古籍文献进行整理、编辑而形成的。这需要策划者既熟悉相关专业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热点, 又要清楚所需文献的收藏情况, 此外极其重要的一点, 就是还要了解同类图书的出版情况, 避免重复。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印出版的古籍丛书已超过500种, 子目数量在6万种左右。这意味着影印古籍的选题需要认真查核, 尽量避免重复。在实际工作中, 可以借助吴格教授编《四库系列丛书目录索引》、笔者编《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总目》以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查询数据库”等工具做好查重工作, 完全可以避免重复出版问题。

2.底本来源不正, 印刷质量较差

图书质量是出版的良心。选取最佳的底本, 高清扫描或拍摄, 是做好古籍影印的前提。如果仅仅靠网络上的古籍文献资源, 将只够阅读水平的电子资源进行整合, “拿来”就印, 往往会出现文字笔画不清、缺页漏卷的情况。这样的古籍影印出版, 搅乱了古籍市场, 影响了古籍影印的总体质量。正如许逸民先生所说:“这种体例驳杂的影印本, 既不可能为保存古籍版本提供更多的助益, 也不可能成为学术研究的羽翼, 其混乱与低劣只会消解新版古籍影印本的学术品味, 延缓古籍整理出版走向标准化、网络化的前进步伐。”①

(二) 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是提高出版水平。无论是哪家出版社, 都应该坚持把传承传统文化、做好良心图书作为从业之本。应特别重视古籍影印人才队伍建设, 重视对编辑素养和文化情怀的培养。要做好市场调研、了解读者需求, 沟通收藏、学术和出版三方, 借助专家力量, 善用工具书, 做好选题的策划工作。即使与地方政府合作的选题, 也要请相关专家学者参与论证决策, 把控质量。

二是制定影印图书标准。古籍办应当尽快参照相关出版标准, 结合影印工作实践, 在选题策划、底本扫描、修图制版、印刷装订、质量检测等方面统一规范, 出台古籍影印行业标准。这方面, 已经有前辈学者做了一些探索, 如许逸民先生的《古籍影印释例》②, 可供参考。

影印传布古籍是一项宏伟的事业, 如果仅仅追逐经济利益, 不能择善本, 印清楚, 则是令人遗憾的巨大浪费。希望出版人都能够承担应有的历史责任, 从源头把关, 出版出更多良心古籍、放心古籍,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一位同行深有体会地总结道:“影印古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需要出版机构用心去经营。随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 未来的影印古籍出版市场, 将会有更多的出版机构加入, 各方在选题内容、品牌特色、海外出版资源、编辑人才队伍、宣传营销等方面展开激烈竞争, 这将会促进影印古籍出版的发展, 也为学术的发展提供越来越丰富的资源。”③

四、余论:影印理念的发展———修还是不修?

从近代影印技术产生以来, 工作理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前, 描润作为一个必要的步骤, 影响着影印出版。张元济先生先后有《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润始末》《修润古书程序》《修润要则》《填粉程序》等专文, 影响了数代古籍影印出版工作者。黄永年在《古籍整理概论》一书也有专节论及描润。许逸民先生认为:“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描润只要剔除溢墨、搭痕、双影、黑眼就可以了, 毋须描涂文字笔画, 以免不必要的误认成错。”④以上几位先生的总体意见, 还是要做适当的描润。描润与传真, 其实是一对矛盾。比勘发现, 描润是造成影印图书出现错误失去真面目的一条重要原因, 黄永年先生的论述中已经有例证, 不再赘述。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辑徐蜀先生在《古籍影印的理念与实践》一文阐述了另外一种观点, 他认为应该尽量少地人为干预, 尤其是现在电脑和相机技术发展很快, “有些操作者为了弥补过度去灰而造成的文字缺损, 会用软件的‘画笔’进行修补, 由于计算机的操作者多数不懂古籍, 描修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进而提出:“时代较早的善本古籍, 应尽可能按照古籍的现存状态, 彩色仿真印制;再下一等, 也可以采用灰度图的方式, 其保存信息的效果也很不错, 一定不要做出‘白纸黑字’的所谓仿真影印。”①经过数年的影印图书编辑工作切身体会, 从发展的眼光看, 笔者个人比较认同徐蜀先生的观点, 认为应该尽量减少干预底本, 不影响阅读的, 尽量不“修”, 普通学术资料保留真灰印制, 仿真类原色彩印, 这样才真正达到了传本扬学的目的。

当然, 我们在编辑出版工作中, 也经常有读者质疑“灰度影印”, 很多读者看习惯了白纸黑字的图书, 见到灰度印刷的图书, 第一反应是———丑、脏、差。一些专家学者往往对此也不理解, 如曹凤祥先生在文章中指出:“我翻阅一些影印的古籍后发现他们扫描古籍的图像有些带着底色, 有浓浓的阴影。经过研究发现,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古籍纸张颜色深浅不一样, 也和古籍年代久远有关, 和有关专家探讨认为, 也离不开影印技术问题。通过了解后, 我才知道影印人员和编辑采用灰度扫描古籍纸页之后, 再把扫描的古籍纸页转为黑白图像, 这时, 图像往往带着底色和浓浓的阴影。”②归根结底, 这也是多数人无法见到原书造成的误会, 善本古籍流传至今, 千百年风霜, 缺页、污损比较常见, 模糊邋遢也不足为奇。但普通读者见不到原书, 即便看过展览, 展示的也一般是品相较好的书页。于是, 会认为这是出版社印刷质量不高导致。退底色反白影印确实干干净净, 但是其中丢失的元素, 读者更是难以想象。保留灰底的好处至少有:第一, 书品不好的叶子和缺笔断画的字迹能够完整呈现, 比较容易辨认出来, 相反, 退底之后, 有些字画就没有了, 完全无法辨认。第二, 书籍流传过程中的历史痕迹 (包括纸张纤维、印章、批校符号、污渍、损坏、修复痕迹) 能够基本保留, 能够看到原书更多的信息;相反, 退底之后一些颜色较淡的印章模糊不清, 句读点画基本消失殆尽。其实, 这样的误会和不理解, 通过黑白影印和灰度影印同一页书的不同图片, 即可涣然冰释。灰度图较退底的黑白图优势更为明显。

注释

1 笔者先后撰写了《影印古籍丛书编辑和著录问题值得关注》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1年11月28日) 、《2011年新编古籍丛书出版综述》 (《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5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编古籍丛书出版综述》 (《出版史料》2012年第3期) 等文章。

2 李格:《陈云与古籍整理》, 《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4期。

3 陈云:《陈云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91页。

4 详表见南江涛:《中国旧志整理与出版概况》, 《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12期。

5 庄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五大工程确定加速推进数字化》, 《光明日报》2011年3月30日。

6 刘蓓蓓:《第15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编辑培训班开班吴尚之动员》,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6年8月17日。

7 参见笔者《“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出版漫谈》, 《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3期。

8 许逸民:《古籍影印出版的规范问题》, 《古籍整理释例》 (增订本) , 中华书局2014年版, 第311—312页。

9 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 (增订本) , 中华书局2014年版, 第101页。

10 陈其伟:《影印古籍, 看似简单还真不简单——〈时事画报〉编辑手记》, 《出版参考》2016年第2期。

11 许逸民:《古籍影印出版的规范问题》, 《古籍整理释例》 (增订本) , 中华书局2014年版, 第319页。